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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契约治理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
2012-04-18

    契约是社会交往中用以确定和调整交往主体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交往关系中各方共同自由意志的表现。契约不是一般的意思表示,不是单个人的主观任性,而是包含着平等的当事人之间一组人的共同自由意志,是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契约是缔约各方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对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但契约也是对缔约方的有效规制,它消除了当事人的恣意妄为和任性变更,交往各方一旦达成契约,它就具有对其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力,毁约方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对违约惩罚的恐惧是契约对缔约方行为的约束,从而也是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契约经济的建立,社会生活日益契约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正在从“人情社会”走向一个靠法律保障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社会”:政府组织需要一系列契约以保证公务员代理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市场组织需要契约规范相互之间的生产和经营及消费关系,以实现有序牟利的市场秩序,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和经营处置权,没有契约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其他组织也在与职工建立合同契约关系,规定着工作职责和契约的期限,就是我国的事业单位改革也是以显性契约关系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现代组织都是一系列的契约组合,它保障着契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我们提出“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nexus of contracts)”这个命题,在“非营利组织和契约之间”建立联系,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在非营利域引入契约文化、用契约规范志愿服务秩序的关注和重视。当然,这些契约本身不是目的,社会责任、公益性目标才是非营利组织的最大原则,由公益性派生出的契约和章法,强化着非营利共同体的责任实践,规范着非营利组织的运作行为,成为构建非营利秩序的基础。

    一、契约是非营利组织形构的基础

    (一)传统的熟人信任关系无法构建现代志愿秩序,由怀疑所产生的契约假定

    契约是人们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在西方的新教学说中,任何人都只能由于上帝普被世人的仁慈才能允许进入天堂。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必须不断地辛勤劳作、汗流浃背地劳动,通过向上帝邀宠,获得上帝的恩准才能够“赎罪”进入天堂。这是新教文化中上帝和它的世俗臣民之间的契约:它的臣民尽劳动的义务而享受死后进入天堂的权利。而“在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尽管契约文化由来已久,从人们具有了相互之间的利益交换、权利交换关系之后,也就具有了用契约维持利益关系人、权利关系人相互关系的形式,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无疑促进了契约关系的普遍发展和日常化。市场经济、城市化造就了陌生人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的普遍化、生产的普遍化、消费的普遍化和交换的普遍化造成了交往的广泛性,地域性的基于血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的交往被超域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代替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充斥在公共空间中的人们是人的聚合而不是人的整合;是人的群集而不是人的集体;是人的集中而不是人的总体。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在市场经济和交往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相互怀疑代替了彼此的信任,相互之间的契约成为建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保证。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随着这种转化而来的是社会文化的转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扩大,熟人社会逐渐被异质、匿名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于是,原来在熟人社会中起作用的一般信任关系和承诺将逐步失去自己的存在依据,道德约束力和行为人内心的自律尽管可以成为组织善治的基础,但却不能取代制度建设并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缺乏信任将无法建立营利秩序,也无法建立非营利秩序,取而代之的将是以法律为后盾的“契约”(服务合同等都属契约范畴),“契约”将成为解决人们日益广泛的社会交往问题的工具和推进交往进一步发展的基本途径。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维系,无法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运行,也无法保证志愿组织的稳定性和志愿行动的持续性、公益性。因为非营利组织尽管是以志愿性、公益性、互益性为基础的组织形态,但同样会受到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在这里,贪婪、自私、欺诈、野心勃勃、玩弄权术、失信、不负责任等卑劣现象同样存在。

    (二)非营利性的流失

    在现实生活中,在受到贪欲、权力欲或其他私欲强烈驱使时,志愿秩序的相关者:政府、志愿组织CEO、受薪专职工作者、志愿者、捐赠者都可能扭曲公益目标而成为志愿秩序的破坏者,从而增强了志愿秩序中建立契约关系的源动力。

    1.非营利组织本身对组织公益性的扭曲和公信力的丢失。尽管非营利组织在宗旨上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服务的化身和使者,但在实践上难免受到利益的诱惑,违反组织本身的承诺(宗旨、章程)和对政府做出的承诺(登记注册)。表现之一: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如医疗、教育、文化等机构在个别项目上乱收费,或按商业运作而构成了与其他类似商业机构的不正当竞争;有的人借慈善事业大发横财,做假账,逃避审计;有的研究机构虽然经过注册登记,但由于缺乏监督管理,在不开展任何科研活动的情况下,利用评审院士、教授等名义收取初评费、终身费等高额费用从事营利性活动,还有的研究机构利用吸收会员的名义收取高额会费。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上的非营利与实际上的营利败坏了整个行业的名誉,它们以非营利为幌子,从事与免税不相关的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给组织成员发放与非营利组织不相适应的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表现之二:个别基金会的违规行为、暗箱操作、贪污、挪用善款;或者在善款的发放方式方面存在弊端,由于希望工程款项在下发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太多而导致监管失控和被贪污挪用,2001年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暴露了这一问题:一位乡镇教办干部将几千元助学款据为己有,还以受助生的名义写出多封假信欺骗捐款人,善款得不到善用。表现之三:个别社团则以为企业服务的名义,对会员的入会生拉硬拽,对已入会者乱排序、乱评比、乱收费,或以产品质量问题曝光相要挟收取会费,这些行为以自己营利为目的,导致企业不堪重负,违背了志愿者的志愿组织的公益宗旨,严重扰乱了企业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倾向与其公益性宗旨是相矛盾的,商业化越多,公益性就越少,商业化是对组织公益宗旨的背叛。这就是说,当打着公益性大旗的非营利组织追求利润、违背“不分配盈余原则”时,它就蜕化变质了,它在事实上就已经不再是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公益性和互益性组织了。另外,一些非营利组织的行政化、“二政府”倾向以及能力低下所导致的影响力缺乏也是造成公民对其缺乏信心的重要因素。

    2.志愿者本身的失信行为。在没有契约规范的情况下,志愿者片面理解志愿行为,认为志愿行为就是自由散漫、无政府行为,随时可以参与、随时可以退出,结果,在某些大型活动如残疾人运动会期间,本来已经报名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却因为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而半途而废,影响了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整个志愿组织的声誉。而有些志愿者本身由于志愿组织缺乏市场或政府组织中的强制约束而导致的不负责任的现象,有些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活动时往往带有个人的动机,如为了获得有益的技能、拓展就业前景,赶时髦和一时的冲动等,一旦个人需要无法满足就退出志愿活动。契约管理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些失信行为。

    3.捐赠者的失信行为。捐赠是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有些捐赠者,尤其是一些工商业者,只是出于商业宣传的目的口头承诺,或者是捐赠的将来时,不是现在时,事后并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导致捐赠仅仅成为某些人的作秀行为。为了保证组织的物质资源,使捐赠者兑现诺言,需要一定的契约保证。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本身、捐赠者追求公益目的是“善”,是社会肯定性的因素,但前者如果违背组织公益宗旨而追求营利和政治性、后者捐赠失信则是社会中的否定性因素,是“恶”。但是从这种否定性中却产生出了契约关系的必要性。如果设想非营利组织及社会捐赠者无需任何外在强制性规范而自在地达到公益目的,那么,任何契约都将是多余的。诚信的缺失增加了非营利组织运作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果说,信任的缺失是导致经济落后(阿罗语)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它也同样了阻碍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而契约治理则是弥补信任缺失、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借鉴营利组织的治理方法

    美国管理学大师曾经让营利组织借鉴非营利组织的使命感、双桥梁团队等治理方法和经验,实际上,它们两者的治理方法有些是共通的,既然营利组织可以借鉴非营利组织的经验与方法,非营利组织同样也可以借鉴营利组织的治理经验和方法。实际上,契约治理在营利组织“自愿的利己活动”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经济生活在交换普遍化基础上已普遍契约化,有的作者甚至提出企业就是“契约的组合”(张维迎),通过契约规定立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中有序牟利的社会秩序。这种经济生活普遍的契约化,实际上也影响到了社会其他域并为其他域的契约化提供了信手拈来的思想工具和理论范式。在非营利组织中尽管以公益和自愿为基础,以“自愿的利他活动”为核心,即使“其目的是希望因此获得他方或其友人的友谊或服务、博得慈善或豪爽之名、免除其内心的同情之苦、获得天国之报等等”(霍布斯语),实际上也是为了某些交换条件,这些条件可以看作是志愿者应享的、应该受到世人尊敬和重视的权利,而且,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板块”,不是一群人为了某个个案的偶然集合,也不是偶然一次的志愿冲动,也不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社会活动,而是为了服务对象的经常需求以及委托人的委托需求负责而成立的相对固定化、经常化的组织形式,它在对内对外的关系中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社会的法人组织它还需要对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契约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无疑是把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共同完成所承诺的民事责任的重要形式。

    二、“契约”是保证组织非营利性的首要选择

    “契约”是非营利组织为防止组织公益宗旨扭曲的治理形式,表现为所有权、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分离。

    (一)在管理者与志愿者之间

    为了保持组织活动的公益性,需要内部的契约关系。组织内部契约表现为组织章程的设立,组织章程要明确组织的宗旨和性质及其有关部门、个人责任、权利的交换(“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这是使组织生存发展下去的行为规范,也是董事、董事会、经理人、授薪工作者、志愿者等等的相互契约。这种分离表现在内部管理中就是利益相关者通过相互契约达到组织的“善治”。确定组织使命的董事会:由出资人、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负责制定方案、确立目标、招聘首席执行官(CEO)等,它具有“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是首席执行官的委托方。负责非营利组织日常管理和运作的首席执行官:由董事会任免,具体负责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方案,管理组织资源、开发服务项目,拓展外界的联络,争取社会捐赠,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志愿者的动员、组织、培训、专职受薪工作人员的考核,他决定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是董事会的代理方;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从工商业中聘用专职的CEO,互相竞争政府公域中的“契约”并在投资市场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授薪工作者:协助CEO工作,研究日常工作,开展人员培训和能力培养,组织志愿者开展符合组织宗旨的工作。志愿者:具体从事志愿服务、对受助者提供所需要的帮助,根据受助者的需求提供服务,开展工作,以实现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契约赋予了董事会以及首席执行官在一定时间内安排和指挥专职工作者和志愿服务者工作的权利,也就是规定了后者在志愿组织中的义务,同时也赋予了志愿者相应的权利。在这里,志愿者通过向志愿组织转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时间、精力甚至财力,尽管放弃了自己在契约范围内享有自由支配这部分时间、精力和能力的权利,但也得到非志愿者所不能享有的受到尊重和承认的权利、接受适当培训、取得社会荣誉、在紧急情况下获得援助、获得志愿组织保护(如签订足额保险条款、避免人身伤害等等)、获得支持(包括“限定范围、指出工作重点和取得的成就、保障充足的资源、检查工作量并帮助志愿者将来更好地发挥一技之长”)、获得消费补偿、贯彻代理机构的政策、某些就业优先、升学、公务员录取优先以及志愿回报等等的权利,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获得了在一定时间之内支配志愿者的自由、能力的权利,但也要维护志愿者的相关权利并为他们的未来发展考虑。志愿者在通过志愿者组织为社会其他成员效劳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效劳。这是对于一般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契约,对于像基金会和民办非企这样的财团法人,为了维持其财产和公益目的,相互的契约还需要通过公共机关的允诺,像瑞士还规定根据利害相关者的请求,法院和登记机关可以增减董事、设立监察机构以变更组织结构。

    随着非营利组织内部制度的完善,非营利组织的内部运行就处在秩序之中,这种有序牟“义”(与工商业者的有序牟利行为、等级制度下有序升迁行为相对应)的行为才会是持续的和长久的,单个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在与同类的合作所产生的竞争激励效应中会产生出连锁反应,促使同类强化自身的组织能力建设,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第三板块”的组织化和能力建设。

    (二)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命令和服从的行政关系,还有一种作为平等法人相互之间自由选择缔约方、缔约内容、缔约方式的契约关系,即政府资金支持与功能替代中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表现在非营利组织从政府获取资金支持和持续的合作中。在公共服务中签订契约是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功能替代、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方式,是从公司治理中所借鉴的有效治理方式,它通过服务购买、契约签订、违约惩罚的方式治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活动,以促进其达到公共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资助。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前者购买后者的服务并监督后者的服务质量。在这种合作中,国家依然承担财政负担,但要将某些政府不堪重负的服务、政府无法有效回应和高质量完成的服务移交给私营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尤其要支持非营利组织承担这样的服务。这种合作随着非营利组织对政府资金方面的依赖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美国,20世纪末,大部分非营利组织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有的非营利组织,政府的资金支持占它们经费的全部。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依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资料表明,马萨诸塞州各州属机构用了占该州总预算的8.5%的八亿多美元,从1150多个签约者那里购买了二百多种服务权:酒精康复、家庭危机干预、幼儿日托、外语学习等。纽约市,一些市属机构如青年署、就业署、社区发展署、精神健康和延缓精神疾病署,也依靠于非营利组织之间达成的购买服务协议向社会提供服务。1985年财政年度,用于契约的资金总额为10亿美元。这种日益扩大的服务购买契约,对于约束购买者和服务提供者、对于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公益效益最大化,都将是十分有益的。政府倾向性的社会服务以契约的形式、发包的形式外包给非营利组织承担将增加政府的可选择性以及服务绩效的提高,并且导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更加规范,尽管在对标书的评判中任何时候都难免个人意见的倾向性,甚至也难以避免某些暗箱操作,但比起政府以前的单纯拨款所导致的抽租、寻租腐败行为还是要公正、透明,尤其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款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就是发包人,非营利组织就是承包人,政府代表消费者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营过程负有监管的责任,并对合同结果负有鉴定责任和对合同违约惩罚的责任,通过这种契约治理方式,保证非营利组织日益专业化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三)在非营利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治理中,表现为捐赠者(委托人)、代理人和受益人(服务对象)的相互契约,这是一些人委托另一些人完成公益目的的契约关系,在这里,委托人需要设计契约驱动代理人的行为以按照委托人的意思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代理人对委托人委托意思的歪曲。在非营利组织的公益产权中,委托人、代理人和受益人与工商业组织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前者当中,相互关系是分离的,但其在公益目的意义上又是统一的;而在后者当中,除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外,委托人和受益人是统一的,委托人具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所以,相互之间的契约不过是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事情,而在非营利组织中,则要涉及到委托人、代理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互之间的监督治理也要复杂得多。捐赠者作为公益财产委托人,其捐赠行为就是一种契约,口头承诺而不捐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一旦捐赠财产的行为发生,他对所捐赠财产的所有权益就消失了,就是说,它就不能像在一般公司营利企业中那样通过对财产的所有权而享有对财产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也并能像有的作者(陈林,2002)所断定的那样,捐赠者就失去了对所捐赠财产的所有权利,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他仍然享有对所捐赠财产的部分控制权,就是所捐赠财产的使用范围和宗旨,管理费的使用(一般为所捐赠财产的8%-10%,有的捐赠者明确规定只能使用捐赠财产的3%作为管理费用),以及对所捐赠财产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如果代理人把所捐赠财产用于与捐赠目的不一致的宗旨,财产捐赠者有权收回捐赠契约,甚至追究委托人(如扶贫基金会等)的法律责任,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这是法律的规定。而违约不仅导致违约者信用的丧失,而且有可能负法律的责任。这种契约不仅约束了善款善物的使用目的,而且还对捐款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这种契约,使捐款人产生成就感和信任感并导致捐款行为日益经常化和具有重复性。代理人尽管不是公益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公益财产受益者,但却是利益相关者,他有对委托人的委托财产进行符合组织公益宗旨的经营管理和处分权,这种权利就是法律的契约和内部规章的契约。受益人尽管不是公益财产的所有人,但他享有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ancy),有权对公益财产的使用、经营情况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有权提出自己的需求,有权选择志愿服务者并表达自己对志愿服务的看法,并有权决定自己是否与志愿者一起继续合作。这也应该成为志愿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时需要考虑到的。

    三、“和约失灵”的解决

    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是保护志愿者个人利益和公益性最大化的基础;组织外部的契约关系,尤其是与政府及其赞助人的契约关系,则是保证组织经费和防止其腐败变质的重要选择。但是,契约本身也会失灵,那么,如何防止“合约失灵”呢?

    (一)责任能力。立约人成为独立的法人,立约人的行为能力、独立的意思表示是其具有契约权的基本条件。契约是以立约人主体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它不是强制和胁迫,所以,非营利组织成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是成为契约当事人的基本条件,而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说,成为独立法人的条件首先是去行政化。在作为“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投资者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而导致其丧失独立性和服从政府目标,社会团体本身是党政机构的一部分,它自然要在人员组成、目标导向、行动方式等方面服从和服务于党政机构,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人格,这不是契约关系,而是政府部门内部的财政预算关系,是上级下命令、拨款,下级服从的关系。在“去行政化”的条件下,非营利组织成为独立的法人,它以独立法人的资格与政府协商、谈判,获取政府的服务委托和购买的合同,非营利组织按合同规定的内容从事服务的生产,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对组织的承诺负个人的经济责任,政府则代表消费者监督服务的生产过程、评价服务的结果并行使违约惩罚的职能。同时,它也可以与工商业签订捐赠及服务契约,也可以与捐赠者个人签订捐赠及服务契约,但它是作为独立的法人行使权利,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和目的,而不是也不应该是某个组织或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更不能是以强势一方指定的霸王条款为基础而违背契约各方的独立的意思表示。

    (二)自律与他律。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利益而扭曲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合约失灵”,表现为代理人利用善款善物追求自己的利益,从事与自己的免税性质不一致的营利性活动,发放与工作不相称的工资奖金、津贴,提取超额的管理费。对于这种契约与公益目标的不一致甚至背叛,需要的不仅是非营利组织本身通过建立多数人共同治理(董事会制度)的自律,更重要的是利益攸关者的协同治理。鉴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监督治理的困难,政府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 IS)、捐赠者、受益人、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都有权要求非营利组织公开自己的帐目信息和活动信息(阳光运作、公开账目正是我国NPO目前所缺乏的,大约只占总数的20%),政府也可以委托审计机关对其会计账目进行审计,对于与政府、企业、个人签订契约的非营利组织,如果违背契约内容,政府或委托人有权追回所提供的资金以及要求违约的社会组织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于责任人违犯刑法的,则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志愿性、契约规定服从公益性。从目的论说,志愿服务中的公益性是目的,志愿性、董事会制度、契约、募捐等等环节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他们只有服从目的才能赋予其规定性和意义。于是,在公益目标规定下,辞退不合格的志愿者是必要的,辞退不合格的志愿者的逻辑前提则是“志愿之善”服从“公益之善”。有些志愿者可能因此对契约性文化持排斥态度。契约对项目完成情况的量化指标体系,对工作过程的监督检查是严格的,要求的从业人员也是专业的。随着契约文化的施行和对专业经理人的聘用,领薪的专业经理人对员工的工作也提出了越来越硬性的高标准的要求,那么,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志愿人士的“辞退”是否符合志愿精神?这需要具体分析。因为非营利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依据基于“命令——服从”文化的等级结构,也不是基于交换关系的市场博弈,而是基于志愿者出于利他目的对时间、精力、资金的奉献。因此,怎样在契约文化的专业化要求与志愿精神之间取得平衡就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必须具体考虑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就是志愿精神是“善的意思表示”,契约关系则是“保证善的实现”,或者说是为了“把好事办好”,为了提高志愿组织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志愿行动的各个环节都要服从公益之善并以从属于公益之善为界限。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契约”的作用不是否定志愿精神,而是更有利于社会组织公益性的实现,其基本用意在于强调非营利组织的正规性和规范化运作。为了完成志愿组织的宗旨和使命,仅有志愿精神还不能称之为善,志愿精神和专业技术结合起来,并按照契约规定达到志愿目的,才能称之为善。

    (四)法律法规是契约有效性的最后保障。契约的约束力不在于人们的口头或者书面的承诺,而在于担心对违约的惩罚。法律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道德的正当性,而且也要具有技术的功效性,对违约的惩罚是保证合约有效性的唯一选择。霍布斯说,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契约。“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并具有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时,这契约便不是无效的。这是因为,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法律就是这样的强制力量,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违约者施以惩罚,对践约者给以保障。如果没有以国家强力为后盾的法律保障,任何首先践约者都有理由怀疑缔约方的不履约行为,这样任何有效的社会契约都将难以达成,即使达成也难以履行。在保证非营利组织公益性的社会契约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是非营利组织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尺度。不仅志愿者的招聘、录用以及对不合格者的辞退需要法律规范,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政府的服务采购、捐赠者的捐赠权利、志愿组织的公益产权的界定及破产的转让、为了保持组织的公益性而对运行过程的社会监督以及违反公益性的惩罚措施等也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界定。通过法律的界定,非营利组织契约的有效性、规范化发展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责任编辑: a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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